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云树绕堤沙，怒涛卷霜雪高效率配资开户，天堑无涯。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竞豪奢。
重湖叠巘清嘉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。千骑拥高牙，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。异日图将好景，归去凤池夸。
——柳永《望海潮·东南形胜》
我无数次想象过大宋词人柳永的出场，但从未想过是如此的惊艳，而又如此的宿命。
这阕《望海潮》，普遍认为是柳永20岁时的作品。一个初登历史舞台的年轻人，以一支铺叙点染、自然挥洒之笔，为11世纪大宋城市的繁华日常，留下了印象派式的经典描摹。
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间，这名天才横溢的词人，流荡多地，境遇窘迫，以个人的悲剧成就了11世纪最伟大的歌者。尽管那个时代的人们专注于给他打标签，认定他只是一个鄙薄、淫媟、俗艳的青楼词人，但，这只是对他的刻板偏见——事实上，他有1/4的作品在展现那个时代最有生命力的城市生活，是北宋盛世的一名忠实记录者。
人们也习惯于认定，这个“有才无行”的浪子词人，是社会秩序的局外人和破坏者，却不曾料到，一生怀才不遇的柳永都在努力向权威靠拢，争取官方与士大夫阶层的接纳，尽管这些努力均以悲情收尾。但至少可以说明，他不是主动抛弃了主流社会，而是被主流社会遗弃和伤害的人。
这阕《望海潮》的诞生，背后就是一个干谒的过程。当时，20岁的柳永从家乡福建崇安往帝都开封应试，途经杭州，拜谒世谊前辈两浙转运使孙何，这阕词类似于求见的一块敲门砖。
虽然柳永在词中仅写了杭州的城市繁华，以及投赠之人孙何虽富贵而不忘山林的书生本色，并未像唐宋时期的其他干谒之作一样阿谀媚俗，但希望借助投赠之人的影响力而让自己在科举中有所斩获的意图，仍然十分明显。
是的，天才词人柳永从一开始就是个俗人——遵从社会潜规则，渴望世俗功名，然而他的世俗和卑微，最终却无助于他被认同和接纳。而且，终其一生，直到他的晚年，他都在做这同样一件事——不停地干谒，向有权势的人投献作品，希望获得举荐。想想看，这是多么悲哀和辛酸的人生。这样一个柳永，才真正是最具悲剧性的，是他个人的悲剧，更是时代的悲剧。
唯一幸运的是，人间不过是寄身之处，在他贫病老死之后，他的作品获得了永生，迄今仍被奉为经典。
1
正史没有为柳永立传。没有原因，但不难想象原因——一定是修正史的宋元人，不屑于为他作传。
于是，在历史中没有传记的柳永，创造了一项历史纪录：他可能是史上在正史中无传的名气最大的人。他的名气，不仅在他死后，而是在他生前就相当大。
宋代有许多野史、笔记，都记载了柳永的逸闻。尽管这些记录真真假假，但正是这些记录，以及柳永本人的作品，才构成了后人了解这名词人的入口。
这么说吧，柳永堪称大宋第一代流行天王。
在他进入开封后，还没参加科举，就凭借音乐禀赋和文艺天才，崛起为汴京流行文化圈的领导人物。当时，“教坊乐工，每年新腔，必求永为辞，始行于世”。搞音乐的人，谱了新曲子，一定要求柳永填词，否则这曲子铁定红不了。
另一则史料记载，“妓者爱其有词名，能移宫换羽，一经品题，声价十倍，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”。就是说，柳永靠填词，收入已经不错了，因为帝都的青楼女子都知道柳永名气大，让他有偿地给自己填个词，或在词里给自己曝曝光，分分钟就野鸡变凤凰。
柳永的词通俗易懂有风致，深得民间喜爱。当时有一个说法，叫“凡有井水饮处，即能歌柳词”。
据说，邢州（今河北邢台）开元寺有个嗜酒的僧人，每次喝醉就唱柳永的词，临终前还念道：“平生醉里颠蹶，醉里却有分别。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晓风残月。”
明朝冯梦龙说，宋代坊间有传言：“不愿穿绫罗，愿依柳七哥；不愿君王召，愿得柳七叫；不愿千黄金，愿中柳七心；不愿神仙见，愿识柳七面。”虽是小说家言，却大抵符合柳永生前爆红的情况。
有意思的是，柳永的词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，还登堂入室，在皇宫宴会上传唱。北宋陈师道记载：“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，作新乐府，骫骳从俗，天下咏之，遂传禁中。仁宗颇好其词，每对宴，必使侍从歌之再三。”
“歌之再三”，有点开启循环播放模式的意思，可见宋仁宗对柳永的词是真爱。
然而，对于这样一名生活在自己治下的“人民艺术家”，作为粉丝的宋仁宗，不仅没有开启特殊照顾通道，反而成为其仕途不顺的拦路人。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2
说起来，柳永的仕途悲剧，从宋仁宗的父亲宋真宗在位时就开始了。
柳永的一生，比我们想象的漫长。他大概生于雍熙元年（984年），卒于皇祐五年（1053年），历经宋太宗、宋真宗、宋仁宗三朝。
他一生四五次参加科举，直到50岁时才中举。
宋真宗时期，是柳永的青壮年时期，一辈子最好的时光。但他基本上都在考场上蹉跎了，在烟柳巷挥霍了。而这两者，在他身上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——他在青楼冶游的文字，给他盛名，但也成为他进入仕途的屏障；而他在科举仕途上的失意，反过来使他更加纵情于青楼柳巷。
应该是在他连续科举失败后，他填了一阕词表达得不到官方认可的郁闷：
黄金榜上。偶失龙头望。明代暂遗贤，如何向？未遂风云便，争不恣狂荡。何须论得丧？才子词人，自是白衣卿相。
烟花巷陌，依约丹青屏障。幸有意中人，堪寻访。且恁偎红倚翠，风流事、平生畅。青春都一饷。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。
——柳永《鹤冲天·黄金榜上》
这阕词细品，是八分落寞两分傲气。因为得不到官方承认，柳永才不得不宣称自己是“白衣卿相”，不得不忍心割舍功名之心，偎红倚翠，浅斟低唱。这分明是一个末路途穷之人的悲歌，词人也表明自己到烟花巷陌寻访意中人，实乃是政治理想难酬的自我麻痹。
可是，在这阕词流传出去以后，来自高层的解读者却读出了满满的傲气。
在接下来的科举旅程中，柳永考中了，但仍被当朝皇帝（有说是宋真宗，有说是宋仁宗）特意将名字拿掉，并说，这不就是那个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”的柳三变吗？且去浅斟低唱，何要浮名？
没想到柳永会以这种形式被皇帝“照顾”，以后的路只能越走越窄。怪就怪自己的词太火了，每一首都会传到最高层的耳朵里。
有史料记载，当时还有人向皇帝推荐柳永，皇帝问：“得非填词柳三变乎？”推荐者答：“然。”皇帝说：“且去填词！”
柳永“由是不得志，日与獧子纵游娼馆酒楼间，无复检约”，并半带调侃地自称“奉旨填词柳三变”。
在皇帝们看来，柳永的词确实听起来很爽，但仅限于私人化的娱乐场合，而在国家治理层面，是万万不能让人怀疑帝国最高层是推崇这些淫词艳曲的，不然会引起道德人心的堕落。连带着，肯定也不能录用这个举国皆知的“淫词”作者当官，只能让他去填词，国家的道德体系才不会乱了套。
宋真宗就曾降旨说：“读非圣之书，及属辞浮糜者，皆严谴之。”阅读范围超出儒家经典，写作带有浮糜文风的人，都要严肃处理。这是朝廷要振兴儒道，纯净文化环境呀。柳永若是官场中人，肯定要被树立为反面典型进行打击。
宋仁宗在位时期，同样“留意儒雅，务本理道，深斥浮艳虚薄之文”。柳永的淫冶讴歌之曲，同样被当成大毒草，属于严厉打击的行列。尽管皇帝本人会以“内部批判”的名义循环播放他的曲子，但在公开场合恨不得搞一场烧毁柳永作品集的行动。
3
问题是，整个时代写浮艳之词的人多了去了，为什么偏偏是柳永成为被打击的出头鸟？
词这种形式，是供教坊乐工、青楼女子歌唱的，从一诞生就带有俗艳俚语的特征。在苏轼特意强调词的豪放性之前，婉约词几乎一统天下，甚至连苏轼本人，绝大部分的词创作也都是婉约风。婉约，就必然多多少少带有闺门密语、浮艳虚薄，乃至淫媟鄙俗的调调。
如果硬要说创作有原罪的话，那也是词的原罪，而不是柳永的原罪。
柳永的作品集《乐章集》中，确实有不少“淫词”，赠妓、咏妓、狎妓之词比比皆是，甚至还有直接写男女交媾之词（当然，相比明清情色小说的写法还是文雅多了），被李清照批评为“词语尘下”。
秀香家住桃花径。算神仙、才堪并。层波细翦明眸，腻玉圆搓素颈。爱把歌喉当筵逞。遏天边，乱云愁凝。言语似娇莺，一声声堪听。
洞房饮散帘帏静。拥香衾、欢心称。金炉麝袅青烟，凤帐烛摇红影。无限狂心乘酒兴。这欢娱、渐入嘉景。犹自怨邻鸡，道秋宵不永。
——柳永《昼夜乐·秀香家住桃花径》
像这阕《昼夜乐》，写名妓秀香，上片写她的容貌、声音，用词已经颇为艳情，但下片更不得了，直接写男女交欢的场面，这就难怪要遭人诟病了。
因为这些“淫词”在柳永的作品集中特别扎眼，所以，尽管他还写过许多经典的羁旅词、怀古词、城市词，但通通被无视了，人们仅留给他一个标签——风流浪子词人。
然而，那个年代的大词人，无一不是这种写法。唯一的区别，可能是场面怎么写得含蓄一点，所谓“雅俗之别”罢了。
和柳永同时代的张先、晏殊、欧阳修等人，都是写作男女香艳情感乃至色情风味词作的“老司机”。像欧阳修这阕《忆秦娥》：“十五六，脱罗裳，长恁黛眉蹙。红玉暖，入人怀，春困熟。展香裀，帐前明画烛。眼波长，斜浸鬓云绿。看不足。苦残宵、更漏促。”赤裸裸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柳永之词。而比柳永晚出生半个世纪以上的苏轼、秦观等人，也依然在写“笑倚人旁香喘喷”“玉纤嫩，酥胸白”等香艳词句。
但只有柳永，背负淫词之名，遭到了最猛烈的批判，付出了落榜的代价，一生仕途困顿，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
其他人都以双重人格在写词，只有柳永全身心投入，不加掩饰，成为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，这使得柳永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靶子。
宋朝士大夫发展出文学体裁的等级论，即“以文章余事作诗，溢而作词曲”。虽然都是创作，但不同体裁的创作在道德上有高低之分，文章第一，诗第二，词曲最下。张先、晏殊、欧阳修等柳永的同时代人，对这一准则的把握都很老道，戴上面具写载道文章，卸下面具写言情之词，毫不含糊。但柳永不懂这一套，别人把词当“余事”“末技”，他把词当成全部，与歌女乐工打成一片，率真而不加掩饰，难怪吃了大亏。
传统士大夫基于自身的道德优越感，认定俗艳词曲仅可以在帝国统治阶层内部把玩，因为他们读过圣贤书，有辨别力和把控力。但绝对不能在小民之间流传，否则，会导致社会道德的坍塌。带着这种道德优越感和恐惧感，他们固然会在私人场合吟唱士大夫阶层的“淫词艳曲”，但在公开场合绝对要排斥香艳绮靡之音，以维护儒家诗教的正统地位。
换句话说，士大夫有士大夫的香艳书写模式，民间有民间的香艳书写模式，二者界限分明，被认为是“雅俗之别”。柳永一定要跨界，代沉沦的青楼女子立言，这是民间的姿态，士大夫阶层是不认的。
传统士大夫阶层对文化的层级就是这么严苛，你可以说他们高傲，说他们虚伪，但就是改变不了他们的特性——他们容不下一个全身心代表民间文化的人。
据说，柳永以词触怒宋仁宗之后，曾去拜谒宰相晏殊求通融。晏殊问：“贤俊作曲子么？”柳永答：“只如相公，亦作曲子。”晏殊冷冷地说：“殊虽作曲子，不曾道‘针线闲拈伴伊坐’。”
柳永以为，同样写词的晏殊大人，一定对自己心有戚戚焉，哪知道，在晏殊大人的思想里，词与词是有天壤之别的。柳永笔下“针线闲拈伴伊坐”——歌妓一边做针线活，一边与情郎相倚相挨——这样的句子，晏殊就说自己绝对不写。
晏殊写思念，那必须是传统意境，雍容典雅，比如“斜阳独倚西楼，遥山恰对帘钩。人面不知何处，绿波依旧东流”，柳永那种庸俗化、日常化的场景，是他相当不屑的。所以抱歉，咱俩虽然都写词，但绝非一类人。
从历史的发展来看，肯定是柳永的词更能反映时代的风貌，因为他的词是有生活气息的，带有时代的烟火气。而晏殊等士大夫的词，几乎看不到任何时代信息，有的只是传统意境的揣摩和复述，搭配私人化极强的情绪，放在唐宋元明清任何一个时代，都是成立的。也正因此，柳永的世俗化写作，在当时就打败了晏殊等人的精英化写作，不仅在民间广为传唱，还悄悄传进了皇宫。当下的真实，永远最动人。
而柳永最终被打入另册，也恰恰由于他的词太出名，无形中他被当成了市井俗艳文化的代表人物。
枪打出头鸟，人红是非多，他被上纲上线为儒家正统文化的对立面，并作为市井俗艳文化的代表人物遭到正统的鄙视和唾弃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士大夫阶层中有真诚的个体，但作为掌控主流意识形态的群体，则一定是虚伪的。所以他们一方面沉迷甚至模仿柳永的词风，另一方面却必须公开排斥和否定柳永的词品，进行排斥和否定柳永的人品。
整个宋代，柳永是所有著名词人中地位最低的，没有之一。
4
但，任何一个写词的人，都无法忽视柳永的存在。
他的词太经典了，尽管当时的士大夫对他的淫媟艳俗表示不屑，然而，背地里无不边骂边学。
宋人笔记有载，秦观和老师苏轼久别重逢，苏轼向秦观道贺说，你现在填词更厉害了，京城都在传唱你的“山抹微云”那阕词。秦观客气一番，说恩师谬奖。苏轼却接着说，但想不到我们分别后，你却开始学柳永作词了。
秦观不承认，赶紧辩解说：“某虽无识，亦不至是。先生之言，无乃过乎？”先生不要空口无凭，毁我清誉呀。苏轼则当场举例质问道：“‘销魂当此际’，非柳词句法乎？”秦观惭愧不已。
这个故事信息量很大。秦观和苏轼的对话发生时，柳永已经故去三四十年，但他的影响力显然未减当年。从对话内容来看，被后世称为“婉约派一代词宗”的秦观，和“豪放派鼻祖”的苏轼，两人均对柳永的词作和词风相当熟稔。他们对柳永词都十分不屑，但吊诡的是，尽管他们都不愿承认，但在无形之中，却受到了柳永词深深的影响，抹都抹不掉。
苏轼调侃秦观学了柳词句法，而他自己也活在被柳永影响的焦虑里。
从苏轼的一些著名词作中，不难看到柳永的影子。比如《江城子·记梦》中的“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”，分明就是柳永《雨霖铃》中“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”的转写。
而同题词作《八声甘州》，柳永对景融入人世无常的感慨，想必也给苏轼写出“有情风万里卷潮来，无情送潮归”以相当的启示。因为苏轼曾称赞柳永的《八声甘州》中“渐霜风凄紧，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”几句，“不减唐人高处”，显然是十分欣赏这阕词的。
晚天萧索，断蓬踪迹，乘兴兰棹东游。三吴风景，姑苏台榭，牢落暮霭初收。夫差旧国，香径没、徒有荒丘。繁华处，悄无睹，惟闻麋鹿呦呦。
想当年，空运筹决战，图王取霸无休。江山如画，云涛烟浪，翻输范蠡扁舟。验前经旧史，嗟漫载、当日风流。斜阳暮草茫茫，尽成万古遗愁。
——柳永《双声子·晚天萧索》
这是柳永游览苏州时写出的怀古词，沉郁苍凉，寄寓深远。大家再默念一下苏轼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对比一下，是否有熟悉的味道？
柳永写“嗟漫载、当日风流”，苏轼则写“千古风流人物”；柳永写“想当年”，苏轼则写“遥想公瑾当年”；柳永写“江山如画，云涛烟浪”，苏轼则写“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，江山如画”；
面对柳永词，苏轼的态度是矛盾的，既不屑，又赞赏，既想摆脱其影响，却又欲罢不能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：“近却颇作小词，虽无柳七郎风味，亦自是一家。”以自己的词终于脱离了柳永的词风而沾沾自喜，可见柳永词曾对苏轼造成多大的焦虑。
毫无疑问，柳永是苏轼在成长为伟大词人的路上，必须翻越过去的一座高峰。这个众所周知的段子，也很能说明问题：
东坡在玉堂，有幕士善讴，因问：我词比柳词何如？对曰：柳郎中词，只好十七八女孩儿，执红牙拍板，唱“杨柳外残风晓月”。学士词，须关西大汉，执铁板，唱“大江东去”。公为之绝倒。
苏轼当然高兴，通过豪放词的写作，他自认彻底摆脱了柳永的词风，而可以与柳永形成不同风格的双峰并峙。
同样的长路跋涉，也发生在“慢词集大成者”周邦彦身上。周邦彦的慢词声誉甚高，但明眼人都能看出，那是因为他得到了柳永的真传，所谓“周词渊源，全自柳出”。
柳永是史上第一个大量创制慢词的人，慢词因音韵和缓、篇幅较大，突破了小令的局限，从而扩大了词的内容含量。经过柳永之手，词的体式才算完备。自柳永之后，慢词成为大宋词坛主流。周邦彦正是在柳永大胆创新的基础上，受其文学恩泽，才成长起来的。
北宋中后期，苏轼和周邦彦各开词坛一派，但追根溯源，他们都是从柳永词分化而出。可以说，没有柳永，就没有苏轼，也没有周邦彦。宋词能发展成与唐诗媲美的文学高峰，柳永居功甚伟。
用现代文学史家郑振铎的话说，柳永的影响笼罩着整个北宋词坛。
5
大宋词坛如此重要的一代宗师，却是体制的弃儿，这层转折发生在柳永身上，就是一幕活生生的悲剧。
你可以说他是深藏不露的扫地僧，可问题是，他本人并不愿以扫地僧的身份度过一生。
当所有人都认定他是词坛风流浪子的时候，只有他还坚信，自己要做一个温柔敦厚的儒士，寄希望并终生努力想成为一个兼济天下的士大夫。
在他40岁的时候，经历多次科举失败，他忍痛离开开封，告别心爱的情人（疑为歌妓虫娘），南下谋生，并写下了那阕最负盛名的《雨霖铃》：
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。都门帐饮无绪，留恋处，兰舟催发。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。念去去，千里烟波，暮霭沉沉楚天阔。
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那堪，冷落清秋节！今宵酒醒何处？杨柳岸，晓风残月。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。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？
——柳永《雨霖铃·寒蝉凄切》
深藏内心的功名之念，无时不对柳永的感情造成威胁。因为执着于科举功名，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漫游之中，羁旅行役，遍及开封、江南、关中……他不停地干谒，投献奉颂之词，希望获得举荐。
终于，在他50岁的时候，命运稍微垂青于他一次。他考取了进士。
时人记载，他是在改名后才被录取的，因为“柳三变”与“淫词艳曲”构成对应关系，长期被列入黑名单，所以他才改名“柳永”。
但即便考中进士，年过半百的柳永也未迎来命运的改观。他的余生，久为小吏，在各地流走，历任睦洲推官、定海晓峰盐场盐监、泗州判官等职。他勤政爱民，政声很好，却难以升迁。最后出任太常博士、屯田员外郎等寄禄官，权小位卑，始终未能进入上层士大夫的文化圈子。
据考证，直到65岁高龄，权小位卑的柳永还在四处干谒，希望得到朝廷重用。然而，他的天才再也未能带来任何奇迹，尽管他勉力歌功颂德，但投献出去的作品大多如泥牛入海，徒留嗟叹。
柳永被嫌弃的一生，让我想起了当代王小波。王小波生前为了作品出版，为了得到承认，曾配合出版社大规模删稿、起庸俗的书名等等，但均于事无补，像极了柳永忙碌一生的干谒之旅。郁闷低落之时，王小波还考取了大货车驾照，说不行就干这个，像极了柳永曾痛苦而无奈地流连于市井圈层。
一个真实的人，游离在主流之外，寂寞孤独，他的内心总归是痛苦的。尽管事后，人们会对他们的孤独进行美化，但仍不能回避，他们是痛苦中的过来人，谁也不比谁超脱。
关于柳永的最后一个悲剧传奇，源于他的死。
据说，他死时穷困潦倒，由歌妓凑钱安葬。送葬的队伍中，歌妓们缟衣素服，个个泪湿衣袖，哭声震天。她们的泪水中浸透了真诚的悲哀——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歌者，能如此为底层的女性代言；也从来没有一个老者的离去，能如此让城市的歌妓伤悲。这是对等的，也是柳永应得的。
当然，这个送葬的情节不一定真实。可以确定真实的是，活了70岁的柳永，死前肯定真切地感受到，真挚的感情不在于士大夫之间，而在于最底层的小民之间（比如他和歌妓）。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群中，他才感觉自己活过了有意义的一生。
对潇潇暮雨洒江天，一番洗清秋。渐霜风凄紧，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。是处红衰翠减，苒苒物华休。惟有长江水，无语东流。
不忍登高临远，望故乡渺邈，归思难收。叹年来踪迹，何事苦淹留？想佳人，妆楼顒望，误几回、天际识归舟。争知我，倚阑干处，正恁凝愁！
——柳永《八声甘州·对潇潇暮雨洒江天》
人生已然凄楚，但请相信，岁月自有公论！
谨以此文，纪念历史繁华的记录者、时代悲剧的承受者——柳永，一个在文字中活了一千年的天才词人！
参考文献：
[宋]柳永：《乐章集校注》（增订本），薛瑞生校注，中华书局，2012年
薛瑞生：《柳永别传》，三秦出版社，2008年
叶嘉莹：《唐宋词名家论稿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7年
陈岳芬：《北宋时期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》，《暨南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，2006年第3期
过常宝：《柳永的文化角色与生存悲剧》，《东方论丛》，1998年第3期
陈燕妮：《中国11世纪城市书写中的“印象派”：柳永城市词与城市精神》，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》（人文社会科学版），2019年第1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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